当文化遇到资本
资本缺乏耐心，其心理与散户无异，文化公司需面对定期业绩的压力，从而不得不逐渐摒弃对文化属性的追求，谋取资本的垂青；放弃了文化属性，文化企业也就失去了持续发展的能力，最终会被资本抛弃。这是文化遇到资本时的尴尬。
2012年2月28日，文化部发布了《文化部“十二五”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》明确提出，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现价增速超过20%，2015年比2010年至少翻一番，实现倍增的奋斗目标。
2010年中国GDP总量为39.8万亿元，按年均增速7%核算，2015年的GDP总量达55.8万亿元。一般来说，“支柱性产业”增加值需占GDP比重的5%以上。按此测算，根据文化部出台的计划，2015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至少需要达到2.79万亿元以上。
如此巨大的预期增长，在资本市场看来，其意味着政府将出台各类支持文化产业的优惠政策，逐利而动的资本自然是全力追逐。于是，截至2011年底，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基金数量达到100余支，募集资金总量达1300亿元。
大量资金快速涌入文化市场，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无疑是利好信号。然而，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与资本的营利性天然存在矛盾。当资本大量快速涌入时，文化产业面临的是，如何实现文化精神与商业精神的融合。如果不能找到恰当方式，无论资本能否赢得金银满钵，文化产业都将可能失去其文化属性，并失去资本的青睐。
文化的良机与忧虑
一直以来，中国的文化产业都处于市场化程度偏低、管制偏多的状态，其不仅抑制了文化产业的发展，也未能满足社会正常的文化消费需求，而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，这部分未能满足的文化消费需求将会不断提升。因而，从需求的角度来看，文化产业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当政策的东风吹起时，文化产业自然就成为了资本的投资方向。相应的，资本的这种预期和注入也将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力。
因而可以说，当下资本与文化的相遇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和创造了良机。然而，能否把握将良机转换为文化产业的良序发展，文化产业却充满了忧虑。
资本的天性是急功近利，追求的是短时间、高收益。文化的天性——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是，“透出人心”（梁漱溟《中国建国之路》），其最为忌讳的恰恰是“急功近利”，好的文化项目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。一个成功的文化产品固然能够为资本带来巨大的爆发式利润增长，但在取得成功之前，需要资金的持续投入，更需要投资者和运营者懂得文化，懂得持续发展，愿意长期浸润在文化中，将打造文化精品的愿望优先于谋取暴利。
然而现实的情况是，涌入文化领域的投资者普遍怀着淘金的情怀，高盈利是他们的首要选择。因而，很多文化公司面对的不仅是资本的快速注入，还有高回报压力。
以股权投资为例，一般来说，当风险投资对企业投入一定资金后，其会占有相应的股份。为了确保资本回报，投资者会与创业团队签署对赌协议，要求企业每年盈利需达到一定数额，如果企业不能实现定期业绩，风投所占的股份比重就会上升，直至获得企业的控股权。
在定期业绩的压力之下，文化企业不可能以厚积薄发、精雕细琢、打造文化精品来作为发展目标，只能以快速发展、做大企业、尽早上市，以便赢得更好的投资方来接盘作为企业目标。为此，很多文化企业不得不放弃其产品的文化属性，而单纯以商业性来打造产品。
结果，在文化产业领域内，一方面，最能获得资本注入的仍然是电影、出版发行、演出等商业模式已然成熟清晰的企业；另一方面，为了获得资金的注入，新成立的文化企业会纷纷按照风险投资的偏好来组建企业团队、构建企业理念。这是文化与资本相遇时最容易出现的结果，而这一结果的最终结局是，文化企业因丧失了文化属性而被市场淘汰，被资本抛弃。
资本的谨慎与茫然
2005年，国务院推出了《国务院关于非公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若干决定》，2006年又先后出台了《国家“十一五”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》和《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》。因而，单纯从政策层面看，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始于2005年，并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。
然而，政策与现实从来都是两回事。面对开放的文化产业，资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劣化。以动漫产业为例，为了解决很多动漫企业轻资产，盈利难的问题，政府号召各地建设动漫产业园，给予动漫企业减免房租等优惠。但是，这些产业政策在实施中却演变成了圈地运动。至于政府为了鼓励国产动画片的播出所出台相关补贴政策，则成为了国有电视台的寻租手段。
另外，文化产业发展虽然开始于2005年，但直至目前，很多文化企业仍处于改制当中，尤其是国有文化企业和文化事业单位，它们的改制才刚刚开始。对于改制的企业而言，一则，它们需要资本的投入；二则，它们缺乏吸引资本的盈利能力；三则，它们拥有资本关注的政府和社会资源。
由此，无论是面对各类政策的出台，还是面对改制企业，资本的投入都是慎之又慎。而与这种谨慎并存的则是资本对进入时机和投资范围的茫然。
文化产业的本质是为消费者提供文化消费，因而其发展的前提是了解、挖掘和拓展消费者的文化需求。但是，长期为国有资本所扶持，文化企业已然习惯了以政府为导向，如何适应市场是文化企业需要越过的壁垒。这一壁垒也影响着资本对进入时机的判断。因为这一壁垒的存在造成了资本对企业盈利能力的顾虑。
而较之对盈利能力的顾虑，资本还茫然于其可以进入的范围。资本从来缺乏耐心，投资者的心理与股市散户无异。然而，投资者也非常清楚文化企业在短期内很难催熟，因而，并不是所有的投资者都缺乏长期持续投入的计划和预期，问题是，这一计划和预期取决于投资者对资金注入范围的了解。
文化领域存在文化产业和文化建设两个范围，前者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，后者是以丰富社会文化为目标的公益事业。目前，文化产业政策对于这两个范围的界定非常含混，在政策扶持上，作为文化建设投资并没有得到其应当得到的优惠和扶持。从而，资本或者不愿意进入文化建设范围，或者会将文化建设由公益转为商业。这种做法意味着资本会被指责过于急功近利。对此，资本自然是不能接受。因为，是政策没有依据领域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扶持力度在先。
水与舟
对于产业发展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，资本都是助推力。但是，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了金融资本是水，文化产业是舟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。理性长效的投资，可以帮助文化产业做大无形资产，形成战略优势，实现产业链条的延伸升级。急功近利的投资，则会让文化产业摒弃缓慢沉淀和精雕细琢，放弃文化属性，最终失去文化企业的可持续。
毕竟，抛开繁杂的定义与琐细的讨论，文化，其实就是人的生活方式。说一个人有文化，就是说一个人有智慧而调适的生活。人类借文化解决生活中的问题，提升和深化生活的境界。因此可以说，别无离开生活而另有所谓“文化”者。将这样的特质注入到产业，意味着文化产业必然具备投资周期长、市场不确定性大、回报风险高等特点。相应的，文化产业对资本的要求也必然是慢下来。以便文化产业扬帆起航而不是乘风破浪。问题是，资本能否慢下来？至少目前的答案不容乐观。
所以，虽然文化产业借着政策的东风赢得了资本的大量涌入，但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的对接融合，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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